祝贺《三体》获得雨果奖。国家领导人希望中国搞全民创新，我觉得刘慈欣的《三体》，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真正可以拿得出手的几件创新之一。为什么呢？因为《三体》中有真正原创性的思考，不是山寨、不是补漏洞，而有针对众多人类根本问题的创造性回答。科幻不应该是只有小孩子或者草根才关心的类型文学。阿瑟•克拉克说过，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和魔法难辨差异。科幻作者是那些通过思想实验演示魔法的人。

 

 

文/李永峰 

 

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长者的病情传言，激起了全球华人社会热议，也让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人体死亡的定义。呼吸？心脏？大脑？哪一个器官可以决定生死？近年大受欢迎的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畅销科幻小说《三体》显示，随着生物学研究的突破，人类社会对于生死的界线会越来越模糊。

 

刘慈欣在他的百万字、三大册的《三体》中描绘，实施安乐死、只剩一个大脑存活的云天明，不止没有死亡，反而成了地球的第一个“外交使节”，前往太阳系之外与外星人沟通。而人类冬眠技术的应用，更让人拥有了大幅度跨越时间的能力。决定死亡的，不再是死神，而是掌控冬眠权力的决策者。如果未来这一切真的实现了，长者的病情是否受权力影响？又或该如何定义死亡？

 

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风险，以及乐观与悲观的愿景，如果推向极致，在未来会如何？很多人都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但科幻小说作家更加敏锐。

 

生活在山西太行山深处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孤独而深刻地思考宇宙和文明。他说，科幻作家是“精神上的先遣队和探险者，先于他人游历了各种各样的未来世界”。

 

对于当下的中国，科幻还有对现实救赎的意义。阶级矛盾、人口压力、信仰真空，以及政改滞后的局限，各种问题积压，虽然GDP的增长令人惊叹，但各种问题的症结始终找不到化解之道。科幻小说借助“思想实验”，提前预演各种可能性的到来，或许能试错演进，为未来的中国找到破解的可能。

 

作为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三体Ⅲ》在二零一零年年底出版，这部想像瑰丽、场景宏大、情节动人而又思想深刻的长篇小说，完全依靠口耳相传，从学生群体开始，蔓延到各个阶层，激起了各界热议，令主流社会发现，原来中国还有一个边缘的科幻群体，在过去二十年多年来对于想像力的探索，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部小说就是刘慈欣的《三体》。

 

一个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女科学家，被送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研究所，在对人类文明绝望之际，向外星呼救，意外获得了半人马座的“三体人”回应。“三体人”为了摆脱他们恶劣的生存环境，决定移民地球，太空舰队四百年后抵达。获悉这一消息，人类社会出现剧烈震动，面对更高科学成就的“三体人”，有人相信更高的文明，必然会有更高的道德水平，愿做“球奸”，热烈欢迎；有人则力主抵抗，组建太空舰队；也有人尝试逃亡……危机面前，人性的美好与丑陋淋漓尽致。

 

专门对付“三体人”的“面壁人”罗辑，洞悉了黑暗森林理论之后，以公开三体母星所在的座标为威胁，与三体人达成威慑平衡。这段威慑纪元，就像二战之后华约与北约的核武器对峙一样，确保了两个文明之间暂时的和平。人类进入民主大获全胜、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但是承平日久的人类，又变得无法忍受罗辑一个人独裁掌控威慑按钮，后由善良的程心接管。

 

结果，当三体人摧毁地球的宇宙广播之际，程心不忍两个文明同归于尽，而放弃反击。叛逃地球的“蓝色空间”号太空飞船发出宇宙广播，才挽救了人类。但地球与三体世界的座标暴露，更高文明的打击来临，三体世界被不知名的粒子摧毁，“歌者”则把整个太阳系变成二维，地球成为往事。逃离地球的人类，在宇宙其他地方开始寻找新的生活。

 

《三体》的主题，来自对物理学悖论的拷问。一九五零年，现代物理学的最后一位通才恩里科．费米（EnricoFermi）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宇宙一百四十亿年的时间里，有庞大恒星与行星群体，地球并不应该是唯一拥有生命的星球。如果地球之外还有生命存在，他们有可能比人类的技术更先进，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在我们身边呢？这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费米悖论。

 

自从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面对现代科学的挑战，传统宗教的论述难以自圆其说。除了抽象意义的“上帝”之外，很少有人再相信还有比人更高等的“神”存在。于是，人变成了“万灵之长”，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契约论，成了此后所有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来源。现代社会的一切道德与秩序，也是建基在人是“万灵之长”的预设之上。如果，还有一个比人类更先进的外星人存在，人类该如何应对？

 

刘慈欣在《三体》小说中，设定了外星人的存在，然后试图对这两大难题给出中国式的回答。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

 

“面壁人”罗辑洞悉的黑暗森林理论认为，宇宙间具备星际航行的文明，都明白“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所以，各个文明都在掩饰自己的存在，而只有地球人像个傻孩子不停地暴露自己。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人类不断寻找外星生命，但却毫无进展。

 

而当人类脱离地球的环境，也便脱离了现有道德的背景基础，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一切都变了，道德归零。《三体》中，当与更高文明的外星人接触之后，地球上现有的政治哲学预设受到冲击，不仅社会秩序、政治组织、连基本的伦理道德也跟着变。程心两度拥有决定人类总体命运的权力，但她都以人际伦理的模式，去处理人与外星人之间的关系，结果令地球遭遇灭顶之灾。

 

十九世纪末，在地球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欧洲。作为一个出生于航海世家的法国人，凡尔纳（JulesVerne）开始想像更为“先进”的旅行方式，当他把种种想像写入小说时，科幻小说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几十年之后，这位“科幻小说之父”所想像的八十天环游地球、登陆月球、地心探索等等，竟然一一应验。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也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几千年农业社会所累积的观念与社会结构，飘零四散。技术的不断进步令每一个人都察觉到，未来的生活肯定会与今天不同。除了丰富的物质成果，中国人也开始创作众多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精神产品，科幻小说也大放异彩。

 

曾被归类为儿童文学

 

精采的科幻小说总会有挑战人的思维，深刻、尖锐而又不失故事性，但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官方的作协序列中，科幻文学被归入“儿童文学”范畴，社会形成了幼稚与科幻画等号的偏见，这让成年人很少读科幻。不过，最近有了变化，因为好作品的出现扭转了人们的偏见。

 

而好的科幻往往会“设想一种场景，设想一种可能性，然后想像一下在这种可能性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人把这种设想称作“思想实验”。

 

在另一篇小说《赡养人类》中，刘慈欣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因为技术的飞跃，“第一地球”上的人类，不必长年累月地学习和练习，通过机器输送便可轻而易举地提升和改造知识、智力、性格、思想、体质等等。但是，机器的使用机会是有限的，根据市场原则，只有有能力购买的人，才有机会享用。于是，得益于先进的技术，富人可以变成超级精英，精通上百种语言、拥有超强的感受力、根除疾病、延长寿命……富人不止有钱，还可以有才、有品德、有涵养、有美貌，接近于“完人”，而落在起跑线之后的穷人，只能变得更穷。最后，富人和穷人变成了两个物种，他们之间的差别，比人和动物的差别更大。

 

六十三岁的王晋康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科幻小说作家之一，虽然生活于河南小城南阳，但他敏锐地感受到了现实的变化对于内心的冲击。拥有科学情怀同时又喜欢舞文弄墨，在九十年代初，为了给十岁的儿子编睡前故事，他意外地成了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相信，科幻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有密切联系，“在一个非洲的落后国家，科幻肯定繁荣不起来”。

 

思想实验省思乌托邦

 

这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剧烈震荡的作家，在小说《蚁生》中，设置了另外一个“思想实验”。农场知青颜哲在那个“狠斗私念一闪现”年代，借助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向人喷洒蚂蚁基因中催动利他主义精神的“蚁素”，试图革除人性中的阴暗面。但实验失败，因为主导实验的人自身无法回避人性中的猜忌、胆怯、虚妄等等，如何能扮演“神”的角色呢？王晋康在想像中推导实验结果，一方面检讨青年时代弥漫社会的乌托邦理想；另一方面也忧虑技术主宰之下令人恐惧的前景。

 

如果说《赡养人类》是忧虑极端资本主义化的未来，《蚁生》则侧重于回望过去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

 

今年七月五日，北京地铁四号线发生故障，一人死亡，二十九人受伤。白天作为新华社记者，负责报道一切光明事务，晚上作为科幻小说作家，记录荒诞而令人绝望的世界，每当看到地铁发生的灾难，韩松都很无奈。在韩松眼里，作为时代进步的象征，地铁不仅是一种可见的危险工具，而且因为它半封闭的空间和高密集的人群，还会对人性产生隐微影响。所以，在最近出版的科幻小说《地铁》中，韩松试图用文学的形式，将地铁的种种隐忧推向极致。

 

中国最著名的科幻文学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科幻专业研究生导师吴岩说：“科幻中的思想实验可以是真诚的咏叹诗，也可以是危言耸听的末日剧，但无论哪一种对未来的探测，都以细节真实、因素多样、过程交错为标志”。“思想实验可以作正向理解，也可以作反向分析。”而这正是科幻超越文学性，对当代中国具有特殊的价值所在。

 

有些科幻则更加关注科技进步的细节，被称为硬科幻。实际上，在科幻小说史上，不乏依靠科幻想像促进科学进步的例子。

 

前苏联的火箭之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基提出了宇宙飞船的原理，但遭社会冷遇。他不甘于梦想失落，将思想写入科幻小说，结果大受欢迎。到了一九二零年，甚至连“克里姆林宫中的幻想家”列宁也被他影响。后来，齐奥尔科夫基从中学老师一跃而变成了国家主持火箭实验的领导者，开启了探索太空时代。

 

在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与技术设想直接挂的硬科幻同样没有缺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高歌是中国飞机动力方面的顶级专家，八十年代发明的“沙丘驻涡火焰稳定器”，是中国飞行动力中重大的成就。他的科幻小说集《蓝星科技畅想》则试图超越化学动力推动，直接探索反物质、反能量、反引力飞行器发动机，试图在实验室之外，先用小说的形式检验思考细节，然后再考虑现实应用。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张峰是一个资深科幻迷，作为研究城市交通的专家，时常会为自己的学生设置一个“思想实验”式的问题，如果汽车的轮子突然变成方的，我们的城市交通会发生什么？他想借此来启发新的研究成果。

 

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虽然已是世界第二，但却被认为是“山寨大国”，缺少高科技的竞争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缺少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认为，科幻可以释放人的想像力，所以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姚海军说：“以前看到书店里有人推荐凡尔纳、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时，很高兴，但后来又觉得不对，如果我们的孩子依然沉溺在一百多年前的想像，我们的创造力无从谈起，这很可怕。中国的创造力，需要立足于现代科学成果而进行的科幻想像。”

 

过去三十年，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中国的科幻文学获得了蓬勃发展。但事实上，在一个世纪前，当中国首次与西方工业文明接触之际，中国已经出现过一段科幻文学高潮。

 

梁启超已写科幻小说

 

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之下，当时面临亡国的中国人，追求科学救国。所以一些卓越的人物，对当时还被称为“科学小说”的科幻小说寄予了巨大期望。曾经翻译过两本科幻小说的鲁迅在一九零三年说：“导中国人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而一代大哲梁启超，更留下了一部不朽的《未来中国记》。他们借助于对文化、社会与自然科学的知识，规划未来愿景，激励国人。

 

哈佛大学文学教授王德威说：“清末民初的时候，幻想，或是广义的科幻小说曾经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文类，也曾经在当时政治、历史剧烈变动的时代里扮演了一个相当有意义的角色。而这么一个现象却在一九一一年之后逐渐地式微，在五四运动之后，科幻这个文类居然就变成了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次次次文类。”

 

中共建政后的五十年代，脱离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科幻，成了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改革开放之后，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下，科幻再度勃兴。但是一九八三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科幻又成“污染源”。

 

对于中国科幻的尴尬定位，科幻小说家韩松说：“思考宇宙和上帝的科幻小说，在中国被归入儿童文学的类型，说明在中国，思考这些问题是幼稚的。”在《三体》掀起新的科幻热潮之际，中国有必要重新为科幻正名。

 

 

原文刊于《亚洲周刊》二十五卷二十九期 (2011-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