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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科幻冲击中国 思想实验启迪现实

祝贺《三体》获得雨果奖。国家领导人希望中国搞全民创新,我觉得刘慈欣的《三体》,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真正可以拿得出手的几件创新之一。为什么呢?因为《三体》中有真正原创性的思考,不是山寨、不是补漏洞,而有针对众多人类根本问题的创造性回答。科幻不应该是只有小孩子或者草根才关心的类型文学。阿瑟•克拉克说过,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和魔法难辨差异。科幻作者是那些通过思想实验演示魔法的人。
 
 
文/李永峰 
 
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长者的病情传言,激起了全球华人社会热议,也让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人体死亡的定义。呼吸?心脏?大脑?哪一个器官可以决定生死?近年大受欢迎的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畅销科幻小说《三体》显示,随着生物学研究的突破,人类社会对于生死的界线会越来越模糊。
 
刘慈欣在他的百万字、三大册的《三体》中描绘,实施安乐死、只剩一个大脑存活的云天明,不止没有死亡,反而成了地球的第一个“外交使节”,前往太阳系之外与外星人沟通。而人类冬眠技术的应用,更让人拥有了大幅度跨越时间的能力。决定死亡的,不再是死神,而是掌控冬眠权力的决策者。如果未来这一切真的实现了,长者的病情是否受权力影响?又或该如何定义死亡?
 
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风险,以及乐观与悲观的愿景,如果推向极致,在未来会如何?很多人都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但科幻小说作家更加敏锐。
 
生活在山西太行山深处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孤独而深刻地思考宇宙和文明。他说,科幻作家是“精神上的先遣队和探险者,先于他人游历了各种各样的未来世界”。
 
对于当下的中国,科幻还有对现实救赎的意义。阶级矛盾、人口压力、信仰真空,以及政改滞后的局限,各种问题积压,虽然GDP的增长令人惊叹,但各种问题的症结始终找不到化解之道。科幻小说借助“思想实验”,提前预演各种可能性的到来,或许能试错演进,为未来的中国找到破解的可能。
 
作为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三体Ⅲ》在二零一零年年底出版,这部想像瑰丽、场景宏大、情节动人而又思想深刻的长篇小说,完全依靠口耳相传,从学生群体开始,蔓延到各个阶层,激起了各界热议,令主流社会发现,原来中国还有一个边缘的科幻群体,在过去二十年多年来对于想像力的探索,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部小说就是刘慈欣的《三体》。
 
一个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女科学家,被送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研究所,在对人类文明绝望之际,向外星呼救,意外获得了半人马座的“三体人”回应。“三体人”为了摆脱他们恶劣的生存环境,决定移民地球,太空舰队四百年后抵达。获悉这一消息,人类社会出现剧烈震动,面对更高科学成就的“三体人”,有人相信更高的文明,必然会有更高的道德水平,愿做“球奸”,热烈欢迎;有人则力主抵抗,组建太空舰队;也有人尝试逃亡……危机面前,人性的美好与丑陋淋漓尽致。
 
专门对付“三体人”的“面壁人”罗辑,洞悉了黑暗森林理论之后,以公开三体母星所在的座标为威胁,与三体人达成威慑平衡。这段威慑纪元,就像二战之后华约与北约的核武器对峙一样,确保了两个文明之间暂时的和平。人类进入民主大获全胜、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但是承平日久的人类,又变得无法忍受罗辑一个人独裁掌控威慑按钮,后由善良的程心接管。
 
结果,当三体人摧毁地球的宇宙广播之际,程心不忍两个文明同归于尽,而放弃反击。叛逃地球的“蓝色空间”号太空飞船发出宇宙广播,才挽救了人类。但地球与三体世界的座标暴露,更高文明的打击来临,三体世界被不知名的粒子摧毁,“歌者”则把整个太阳系变成二维,地球成为往事。逃离地球的人类,在宇宙其他地方开始寻找新的生活。
 
《三体》的主题,来自对物理学悖论的拷问。一九五零年,现代物理学的最后一位通才恩里科.费米(EnricoFermi)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宇宙一百四十亿年的时间里,有庞大恒星与行星群体,地球并不应该是唯一拥有生命的星球。如果地球之外还有生命存在,他们有可能比人类的技术更先进,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在我们身边呢?这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费米悖论。
 
自从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面对现代科学的挑战,传统宗教的论述难以自圆其说。除了抽象意义的“上帝”之外,很少有人再相信还有比人更高等的“神”存在。于是,人变成了“万灵之长”,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契约论,成了此后所有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来源。现代社会的一切道德与秩序,也是建基在人是“万灵之长”的预设之上。如果,还有一个比人类更先进的外星人存在,人类该如何应对?
 
刘慈欣在《三体》小说中,设定了外星人的存在,然后试图对这两大难题给出中国式的回答。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
 
“面壁人”罗辑洞悉的黑暗森林理论认为,宇宙间具备星际航行的文明,都明白“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所以,各个文明都在掩饰自己的存在,而只有地球人像个傻孩子不停地暴露自己。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人类不断寻找外星生命,但却毫无进展。
 
而当人类脱离地球的环境,也便脱离了现有道德的背景基础,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一切都变了,道德归零。《三体》中,当与更高文明的外星人接触之后,地球上现有的政治哲学预设受到冲击,不仅社会秩序、政治组织、连基本的伦理道德也跟着变。程心两度拥有决定人类总体命运的权力,但她都以人际伦理的模式,去处理人与外星人之间的关系,结果令地球遭遇灭顶之灾。
 
十九世纪末,在地球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欧洲。作为一个出生于航海世家的法国人,凡尔纳(JulesVerne)开始想像更为“先进”的旅行方式,当他把种种想像写入小说时,科幻小说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几十年之后,这位“科幻小说之父”所想像的八十天环游地球、登陆月球、地心探索等等,竟然一一应验。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也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几千年农业社会所累积的观念与社会结构,飘零四散。技术的不断进步令每一个人都察觉到,未来的生活肯定会与今天不同。除了丰富的物质成果,中国人也开始创作众多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精神产品,科幻小说也大放异彩。
 
曾被归类为儿童文学
 
精采的科幻小说总会有挑战人的思维,深刻、尖锐而又不失故事性,但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官方的作协序列中,科幻文学被归入“儿童文学”范畴,社会形成了幼稚与科幻画等号的偏见,这让成年人很少读科幻。不过,最近有了变化,因为好作品的出现扭转了人们的偏见。
 
而好的科幻往往会“设想一种场景,设想一种可能性,然后想像一下在这种可能性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人把这种设想称作“思想实验”。
 
在另一篇小说《赡养人类》中,刘慈欣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因为技术的飞跃,“第一地球”上的人类,不必长年累月地学习和练习,通过机器输送便可轻而易举地提升和改造知识、智力、性格、思想、体质等等。但是,机器的使用机会是有限的,根据市场原则,只有有能力购买的人,才有机会享用。于是,得益于先进的技术,富人可以变成超级精英,精通上百种语言、拥有超强的感受力、根除疾病、延长寿命……富人不止有钱,还可以有才、有品德、有涵养、有美貌,接近于“完人”,而落在起跑线之后的穷人,只能变得更穷。最后,富人和穷人变成了两个物种,他们之间的差别,比人和动物的差别更大。
 
六十三岁的王晋康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科幻小说作家之一,虽然生活于河南小城南阳,但他敏锐地感受到了现实的变化对于内心的冲击。拥有科学情怀同时又喜欢舞文弄墨,在九十年代初,为了给十岁的儿子编睡前故事,他意外地成了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相信,科幻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有密切联系,“在一个非洲的落后国家,科幻肯定繁荣不起来”。
 
思想实验省思乌托邦
 
这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剧烈震荡的作家,在小说《蚁生》中,设置了另外一个“思想实验”。农场知青颜哲在那个“狠斗私念一闪现”年代,借助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向人喷洒蚂蚁基因中催动利他主义精神的“蚁素”,试图革除人性中的阴暗面。但实验失败,因为主导实验的人自身无法回避人性中的猜忌、胆怯、虚妄等等,如何能扮演“神”的角色呢?王晋康在想像中推导实验结果,一方面检讨青年时代弥漫社会的乌托邦理想;另一方面也忧虑技术主宰之下令人恐惧的前景。
 
如果说《赡养人类》是忧虑极端资本主义化的未来,《蚁生》则侧重于回望过去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
 
今年七月五日,北京地铁四号线发生故障,一人死亡,二十九人受伤。白天作为新华社记者,负责报道一切光明事务,晚上作为科幻小说作家,记录荒诞而令人绝望的世界,每当看到地铁发生的灾难,韩松都很无奈。在韩松眼里,作为时代进步的象征,地铁不仅是一种可见的危险工具,而且因为它半封闭的空间和高密集的人群,还会对人性产生隐微影响。所以,在最近出版的科幻小说《地铁》中,韩松试图用文学的形式,将地铁的种种隐忧推向极致。
 
中国最著名的科幻文学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科幻专业研究生导师吴岩说:“科幻中的思想实验可以是真诚的咏叹诗,也可以是危言耸听的末日剧,但无论哪一种对未来的探测,都以细节真实、因素多样、过程交错为标志”。“思想实验可以作正向理解,也可以作反向分析。”而这正是科幻超越文学性,对当代中国具有特殊的价值所在。
 
有些科幻则更加关注科技进步的细节,被称为硬科幻。实际上,在科幻小说史上,不乏依靠科幻想像促进科学进步的例子。
 
前苏联的火箭之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基提出了宇宙飞船的原理,但遭社会冷遇。他不甘于梦想失落,将思想写入科幻小说,结果大受欢迎。到了一九二零年,甚至连“克里姆林宫中的幻想家”列宁也被他影响。后来,齐奥尔科夫基从中学老师一跃而变成了国家主持火箭实验的领导者,开启了探索太空时代。
 
在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与技术设想直接挂的硬科幻同样没有缺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高歌是中国飞机动力方面的顶级专家,八十年代发明的“沙丘驻涡火焰稳定器”,是中国飞行动力中重大的成就。他的科幻小说集《蓝星科技畅想》则试图超越化学动力推动,直接探索反物质、反能量、反引力飞行器发动机,试图在实验室之外,先用小说的形式检验思考细节,然后再考虑现实应用。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张峰是一个资深科幻迷,作为研究城市交通的专家,时常会为自己的学生设置一个“思想实验”式的问题,如果汽车的轮子突然变成方的,我们的城市交通会发生什么?他想借此来启发新的研究成果。
 
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虽然已是世界第二,但却被认为是“山寨大国”,缺少高科技的竞争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缺少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认为,科幻可以释放人的想像力,所以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姚海军说:“以前看到书店里有人推荐凡尔纳、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时,很高兴,但后来又觉得不对,如果我们的孩子依然沉溺在一百多年前的想像,我们的创造力无从谈起,这很可怕。中国的创造力,需要立足于现代科学成果而进行的科幻想像。”
 
过去三十年,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中国的科幻文学获得了蓬勃发展。但事实上,在一个世纪前,当中国首次与西方工业文明接触之际,中国已经出现过一段科幻文学高潮。
 
梁启超已写科幻小说
 
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之下,当时面临亡国的中国人,追求科学救国。所以一些卓越的人物,对当时还被称为“科学小说”的科幻小说寄予了巨大期望。曾经翻译过两本科幻小说的鲁迅在一九零三年说:“导中国人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而一代大哲梁启超,更留下了一部不朽的《未来中国记》。他们借助于对文化、社会与自然科学的知识,规划未来愿景,激励国人。
 
哈佛大学文学教授王德威说:“清末民初的时候,幻想,或是广义的科幻小说曾经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文类,也曾经在当时政治、历史剧烈变动的时代里扮演了一个相当有意义的角色。而这么一个现象却在一九一一年之后逐渐地式微,在五四运动之后,科幻这个文类居然就变成了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次次次文类。”
 
中共建政后的五十年代,脱离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科幻,成了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改革开放之后,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下,科幻再度勃兴。但是一九八三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科幻又成“污染源”。
 
对于中国科幻的尴尬定位,科幻小说家韩松说:“思考宇宙和上帝的科幻小说,在中国被归入儿童文学的类型,说明在中国,思考这些问题是幼稚的。”在《三体》掀起新的科幻热潮之际,中国有必要重新为科幻正名。
 
 
原文刊于《亚洲周刊》二十五卷二十九期 (201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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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蠹,前记者,数贝网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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