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被废除以后，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指导作用迅速减弱。但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进入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紧随其后，除了军阀动荡时期外，定鼎中央的政府总会鼓吹新的意识形态尝试指导社会，那就是各种主义。但在中国文化的生态里，绵延几千年的儒学，并没有随着科举制、文言文、线装书、跪拜之礼淡出生活而真正地淡出中国历史。儒学的影响依然在，只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力日渐削弱。但无论如何，中国人是无从回避儒学问题的。以后，儒学将扮演一个什么样角色，其实已经成了一个问题。

 

一九五零年，由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四先生联署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被视为“当代新儒家”的宣言。这个宣言认为，各个外来主义所发展出来的专政思想，在中国必然是不能长久的。而中国所需要的现代科学、民主与政治，需要跟儒学结合。而儒学，当以心性之学为本源。宣言更反对从清代至五四，知识界对于心性之学的排斥，认为“古文尚书所谓尧舜禹十六字相传之心法，固是晚出的，但后人之所以要伪造此说，宋明儒之所以深信此为中国道统之传之来源所在，这正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未来还需以儒学为本位，完成中西哲学的会通，进而由“内圣”开出民主的“新外王”。

 

 

后来，随着儒家文化圈内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在全球竞争中所收获的巨大成功，儒家文化基础与现代体制的结合，引发了全球性关注。八十年代，师事徐复观，且受牟宗三影响的杜维明，在新加坡进一步系统阐述儒家伦理对于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作用。这让本来就立足港台与海外的申张心性之学的“当代新儒家”获得了极高的世界声誉声誉。但由“中国文化宣言”而发端的这一派新儒家，并不是当代唯一尝试重新启动儒学现实生命力的派别。

 

念法律出身、翻译过英国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著作的蒋庆，发现在疾风骤雨的二十世纪，儒学应当是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根基，所以提出了当代儒学发展的另一路向，那就是政治儒学，主张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后来，专业的儒家哲学研究者干春松，对政治儒学的提法进行了深入发挥，用“制度化的儒家”来具体化政治儒学。认为清末新政导致制度化儒家解体以后，康有为、陈焕章和孔教会已经进行过儒家重建制度化的路径探索。随后，更多上接康有为道统的新儒家在中国大陆出现。

 

晚明以后，由于对宋明理学“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反动，清代儒学内部发展的核心脉络就是用汉代之学来对抗宋明理学，是之谓“汉宋之争”。但汉学内部又有今古文之争。康有为继承了常州学派和廖平等人对于今文经学的重新发掘，直接将今文经学纳入当时的现实政治改革方案。一方面，认为当时儒家所尊奉的古文经书，是王莽篡汉时，刘歆为了新莽政权的合法性而伪造，所以在儒学内部也不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最理想的社会状态，不过是孔子为了推行政治改革而设计出来的，并不是真实存在过的，孔子只是“托古改制”，“孔子拨乱升平，託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託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所以，康有为自己的改革，完全是符合孔子之意，并没有离经叛道。这构成了康有为发动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历代读书人中，康有为地位独特。他从一个乡间儒生，走向国家学术与政治的中心，搅动晚清民国政坛。他对于几千年来儒家论述的重构；他对于皇帝与政局的影响；他依靠开坛讲学所培养出来的众弟子在政界南征北战……这些在在都是中国儒家学者梦寐以求的。康有为最后并没有成功，如果成功，其功绩简直可以上比汉初博士叔送通。或许是这个原因，中国大陆谈论政治儒学的新儒家，建立起来了孔子-西汉今文经学-康有为-大陆新儒家的学统论述。这与讲求心性之学、活跃于港台的新儒家不同，他们的学统上是上接宋明，由孔子-孟子-韩愈-宋明诸儒-熊十力及“中国文化宣言”诸先生，这样延续下来。

 

同样都是在晚清以后尝试重新激活儒学的生命力，同样也都打出了“新儒家”的旗帜。但两派的分歧已经越来越明显。这种分歧在牟宗三弟子李明辉接受大众媒体采访，公开表示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之后摆上了台面，并且掀起了一场论战。这两派新儒家不止对于现实政治有不同态度，其背后更有明末几百年来儒学内部“汉宋之争”的背景。但“汉宋之争”也不是当代依然尝试重新赋予儒学生命力的学者仅有的选择。

 

曾借助考据文章《刘向歆父子年谱》打倒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理论的钱穆，对于主张“心性之学”的诸先生的新儒家也有保留。钱穆弟子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说，“钱先生对宋明理学十分推重，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他不能接受理学家的道统观，并且指明其说出于韩愈模袭禅宗。”钱穆的立场更接近于清末阮元、陈澧等人的“调和汉宋”。当然，二十世纪，整个中国的政治与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无论亲近前汉今文经学、宋学，抑或调和汉宋，都与百多年前有了巨大分别。儒学对社会与政治的主张，都必须是在与西方现代体制的对比之中接受各方审视。一九六零年，钱穆短暂访问美国，在一封给新亚书院同事程兆熊的信中感慨美国社会的富裕，“三代汉唐，断无此盛。”作为儒家，钱穆同样也一直在思考如何重新激活儒学的生命力，但钱穆及其弟子，并没有打出“新儒家”旗号。

 

在汉宋以及调和汉宋之外，晚清以来，儒学内部其实也有另外的论述尝试重新激活儒家的社会效力。他们所论述的学统，另有不同。作为五四运动的健将傅斯年，晚年对于传统也有了新的思考，借助现代历史语言学和统计学的方法研究“性”、“命”等儒家核心概念，他写出了《性命古训辩证》，提出真正能继承孔子道统的是荀子，而非孟子。且清代汉宋之争荒谬可笑。汉宋是一体的，“汉之道德哲学正是程朱理学的先声。”更重要的是，傅斯年反对过去经学对于史学的压制，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是史学而非经学，重新发掘中国文化生命力的典籍是《春秋》以下的史学著作，而非汉宋两派聚讼不已的经学。傅斯年及推崇荀子的史学先驱梁启超，也在尝试另外重建一种自孔子-荀子而下的儒学学统。

 

儒学的生命力来自于其内在的多元性，所以每个时代都有儒家学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重构儒学的内在体系。这种重构，在政治介入的时代，变得比较生硬。比如明清朝廷将程朱理学定于一尊，则对于程朱理学的挑战很可能会被扣上是对于整个朝廷进行挑战的帽子。所以清代汉学家要避开义理之争，从典籍的训诂考据入手来发挥汉学对于程朱的反动。更早之前，儒学兴盛的汉代，不同的家法与门派，构建着不同的传统，这些传统远比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更丰富。《史记》作者司马迁也有一套自己的儒学学统，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个学统是按照周公-孔子-司马迁这样排列。从刘向、刘歆父子及班固，则把他们的学统序列反应到了《汉书》里。

 

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当新的儒学派别出来时，都需要重新改写思想史，也就是改写学统，宋明理学家所称的道统。现在，新儒家已经出现了不同学统的序列。这是儒学发展史上正常的趋势。不过，在当代，真正推动儒学重新获得生命力的人，不止是那些打出“新儒家”旗号的人，还有其他对儒学怀有深厚感情的思考者。实际上，宋代“新儒家”是历经几百年才真正完成建构，从韩愈到朱熹，跨越了几个朝代。当下儒家所面临的挑战，更远胜于佛道挑战之下的晚唐儒学，所需时间也许更久？如何在当下激活儒家的生命力，是一场需要几百年的反复论辩与试错。今天重申“心性之学”的港台新儒家，与接着康有为讲今文经学（或者更细一点，只是讲今文经学中的公羊学）的大陆政治儒学，不过是这几百年论辩与试错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新儒家的“汉宋之争”，如果真的存在，或许也并不是十分重要。

 

更为重要是的是，晚清以来，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根基，虽然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中国社会，但在主义当道的时代，儒学其实已经处于边缘状态。不过，在中国大陆，情况似乎出现了巨大变化，外来移植的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日渐失去其合法性，谈马列已成了敏感事件。讨论新儒家似乎成了思想界唯一的政治正确。这对于政治野心绵延不绝的儒家学者来说，或许是机会。让儒学取代外来主义之意识形态，发挥社会指导之作用，接续民国之前儒家的统治地位，显然也成了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梦想而已，新儒家的理论建构远未完成，草率与政治结合，大概又要重复康有为在张勋丁巳复辟中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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