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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金庸,江湖与武侠的意象不会如此深入人心。但是有了金庸,我们对于江湖与武侠,又增加了多少误解呢?与《指环王》、《冰与火之歌》之类西方奇幻小说不同,金庸笔下的江湖世界并不是一个纯粹幻想的产物。江湖二字,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依旧是鲜活的。很多人依旧在闯江湖、跑江湖、混江湖。而翻检中国典籍,在分封制度崩坏的战国时代,作为带剑者的侠客,已经与儒者同列,“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侠客也至少曾经是一个独立的群体。
 
 
侠客与江湖,本来就在中国文化中有所传续。但是,在金庸“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小说之后,这种传续被重构了。侠客变成了萧峰、郭靖、令狐冲、韦小宝式,而江湖则成了主流社会之外的一个平行世界,不同门派合纵连横,可以有盟主,可以影响天下大势拯救万民于水火……金庸式的武侠与江湖,是“成人的童话”,更让人欢喜悲愁。但也因此,离中文语境中真实的侠客与江湖更远了。真实的侠是什么样的?
 
在探索儒者源流时,钱穆区分了“王官学”与“百家言”,认为古时候王官中的史官掌握“学术之全权”,但孔子时代,平民中已有学者成长起来,“百家言”可与“王官学”鼎立。“百家言”中的一派就是儒。而与之同理。孔子时代,乃至更早,大概“王官”对于武力的垄断也越来越弱,武术的传承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个“王官学”与“百家言”分野的过程呢?如此,侠客与儒者一样,才可以四处出没寻找投效机会。
 
项羽年轻的时候,“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在楚国已经灭亡,失去诸侯地位沦为民间大族的项家,这个时候要寻找出路,也只能以儒或者侠的身份?曾作为项羽麾下大将的季布,《汉书》说他“为任侠有名”,在项羽败亡以后,刘邦举国通缉他,以报“数窘汉王”之仇。季布逃进了朱家的家里。朱家是谁呢?《汉书·游侠传》第一个讲的就是他。朱家为了救季布去游说夏侯婴(腾公)。《汉书》说:“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布匿其所,乃许诺”。后来,季布果然获救。再之后,季布做了汉朝很大的官,但他最为人所知的还是他的侠义,“季布一诺,重于千金”,这个成语流传到了现在。
 
司马迁写《史记》,单独列出来《游侠列传》。到了班固时代,已经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汉书》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但是《汉书》也同样单列了《游侠传》。这些游侠,既有吴楚反时可左右天下局势的剧孟,也有近乎班氏父子所认定的奸雄原涉。《汉书》说:“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东,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原涉则世代为官,为了报仇而辞官,成了闾里之侠,“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
 
陈平原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千古文人侠客梦》,讨论了《汉书》以后,中国正史再也没有单独为游侠列传的问题。很多史学家认为,东汉以后,游侠传统已经一蹶不振。陈平原列举了很多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以示反驳。或许,东汉以后,儒家意识形态之下史书的体裁受到了限制,所以才没了《游侠传》的位置。但游侠的信息依然散布在字里行间。《魏书·武帝纪》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如果没有后来的功勋,曹操早年经历也类似司马迁笔下的一个游侠。
 
侠与儒一样,在纲常崩解之际,游走于不同阵营,寻找自己的世界。侠依靠的是武力,儒依靠的是文化。只不过,董仲舒之后,儒家与皇帝结盟,开始为朝廷重建纲常,也就是《白虎通》的三纲六纪了。从此,儒家主导了中国的历史叙事,所留下的文字中,侠的位置越来越少。但不是说侠真的就从历史中消失不见。
 
金庸笔下的武侠,来自于各个门派,少林、武当、峨嵋、丐帮等等,偶尔还有番邦高手。元朝时候,蒙古人给所有人划了十个等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金庸的江湖世界里,武侠大多来自于僧、道、医、妓、丐等等。总的来说,都是边缘社会的人。蒙古人的这十个等级,唯有把儒家列为第九(臭老九),令儒生们愤愤不平,其他排序,或许也符合他们一贯认识。但在真实历史中,武侠真的只能在边缘社会中产生吗?
 
西汉时候,季布、剧孟、郭解、陈遵这类大侠,居于闾里,宾客满堂、放荡不羁,有人偶尔也干一些报私怨养刺客的勾当。但他们绝非边缘社会。他们结交朝廷大员,自己也经常受徵召为官。他们属于社会中的有势力者。东汉以后,民间豪强中的一部分,也类似于《史记》、《汉书》中的侠客,比如早年的曹操、后世为中国帮会所礼拜的关羽等。只不过,隋唐以来,科举制度改变了官员的选拔。大概再也不会有民间游侠受察举与徵辟而成为朝廷大员的机会了。但任侠之人依然存在。《水浒传》成于明代,讲宋代的故事。其所反映的社会,无论代表哪个朝代,都说明那时候依然有侠客。宋江急公好义、柴进扶危救困,一百零八个梁山人物之外,比如祝家庄几位,那也是与之类似的江湖好汉。
 
在真实历史上,侠客,恐怕与少林、武当、峨嵋之类的宗教组织并无关系。侠也并非边缘人群,侠就是指民间掌握着武力的人物。有人读书传家,有人习武传家。早年的武侠小说,所讲的大多也是一些习武之人的故事。当代历史学家喜欢说中国历史上,上层政治的变动并不会影响下层,上层朝廷更迭以后,下层可以传檄而定。下层是由谁来定呢?由各类有领导能力的宗族。他们要么靠文,要么靠武。靠武者,便是类似《水浒》中那些家丁可以组成一支小军队的庄园宗族。他们的武力值也在更广的范围里流传,他们便是侠。在更早之前,孟尝君、信陵君、郭解、陈遵等,不也是因为门客众多,可以救人或者杀人而被视为游侠吗?
 
在金庸的小说里,主要由边缘社会生长起来的大侠们,作为主角搅动着江湖形势。但实际上,江湖与武侠,一定会相连在一起吗?宋代出将入相的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他看来,庙堂与江湖,只是他人生的两种不同状态。江湖就是体制外,离开庙堂就身处江湖。今天中国人所说的那个江湖,依然是体制之外的那个生活状态。在没有法治的社会里,庙堂有庙堂的规则,江湖有江湖的秩序。只不过,现代社会,立法者想用法律把所有规则统一起来。但是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之下,闯江湖、跑江湖的人们,依然要遵循传统留下来的一套秩序。
 
这套秩序的核心是侠义的道德品质。科举制之后,儒有一套自上而下都认可的评判标准,侠与之不同。评判一个侠,不能依靠体制的力量,只能依靠体制外口耳相传的“侠义”。有了侠义的名声,才可以从一个普通的侠客,上升为大侠。一个人侠义的名声传播的越广,他也就越能够从一个地方性的拥有武力的宗族或个人,变成一个名声远扬的大侠,走进一个更广阔的江湖。
 
现代性话语体系进来以后,人们喜欢用“地下社会”或者“黑社会”会来概括那些行走在法治之外的犯罪组织。今天中国社会上下正兴起“打黑”运动。但是,黑社会是个城市概念。乡镇以下,今天依然存在着依靠武力来独霸一方的豪强与恶霸,他们现在也被当成“黑社会”打掉。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一个一个“祝家庄”的余绪。真正的黑社会则依赖于城市中的产业,比如高利贷、拆迁、人口贩卖等等。无论是乡镇的恶霸,还是城市的黑社会,他们愿意遵守一套法治之外的规则,他们便身处江湖。只不过,江湖的范围比他们加总要大。
 
因为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江湖与武侠的因子,所以武侠小说才得以深入人心。上至政治巨头,下至监牢囚犯,人人爱看武侠小说。这种因子促成了武侠小说的流传,但这种流传反过来却也重构了文化中的相关因子。最近金庸去世以后,很多人讨论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何在西方世界没有流行起来。很简单,江湖还在我们身边。每个人还可以告别体制,身处江湖。而西方世界,不会有这样的生活体验。■
 
来源:http://www.4sbooks.com/archives/54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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