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金庸，江湖与武侠的意象不会如此深入人心。但是有了金庸，我们对于江湖与武侠，又增加了多少误解呢？与《指环王》、《冰与火之歌》之类西方奇幻小说不同，金庸笔下的江湖世界并不是一个纯粹幻想的产物。江湖二字，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依旧是鲜活的。很多人依旧在闯江湖、跑江湖、混江湖。而翻检中国典籍，在分封制度崩坏的战国时代，作为带剑者的侠客，已经与儒者同列，“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侠客也至少曾经是一个独立的群体。

 

 

侠客与江湖，本来就在中国文化中有所传续。但是，在金庸“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小说之后，这种传续被重构了。侠客变成了萧峰、郭靖、令狐冲、韦小宝式，而江湖则成了主流社会之外的一个平行世界，不同门派合纵连横，可以有盟主，可以影响天下大势拯救万民于水火……金庸式的武侠与江湖，是“成人的童话”，更让人欢喜悲愁。但也因此，离中文语境中真实的侠客与江湖更远了。真实的侠是什么样的？

 

在探索儒者源流时，钱穆区分了“王官学”与“百家言”，认为古时候王官中的史官掌握“学术之全权”，但孔子时代，平民中已有学者成长起来，“百家言”可与“王官学”鼎立。“百家言”中的一派就是儒。而与之同理。孔子时代，乃至更早，大概“王官”对于武力的垄断也越来越弱，武术的传承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个“王官学”与“百家言”分野的过程呢？如此，侠客与儒者一样，才可以四处出没寻找投效机会。

 

项羽年轻的时候，“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在楚国已经灭亡，失去诸侯地位沦为民间大族的项家，这个时候要寻找出路，也只能以儒或者侠的身份？曾作为项羽麾下大将的季布，《汉书》说他“为任侠有名”，在项羽败亡以后，刘邦举国通缉他，以报“数窘汉王”之仇。季布逃进了朱家的家里。朱家是谁呢？《汉书·游侠传》第一个讲的就是他。朱家为了救季布去游说夏侯婴（腾公）。《汉书》说：“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布匿其所，乃许诺”。后来，季布果然获救。再之后，季布做了汉朝很大的官，但他最为人所知的还是他的侠义，“季布一诺，重于千金”，这个成语流传到了现在。

 

司马迁写《史记》，单独列出来《游侠列传》。到了班固时代，已经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汉书》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但是《汉书》也同样单列了《游侠传》。这些游侠，既有吴楚反时可左右天下局势的剧孟，也有近乎班氏父子所认定的奸雄原涉。《汉书》说：“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东，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原涉则世代为官，为了报仇而辞官，成了闾里之侠，“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

 

陈平原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千古文人侠客梦》，讨论了《汉书》以后，中国正史再也没有单独为游侠列传的问题。很多史学家认为，东汉以后，游侠传统已经一蹶不振。陈平原列举了很多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以示反驳。或许，东汉以后，儒家意识形态之下史书的体裁受到了限制，所以才没了《游侠传》的位置。但游侠的信息依然散布在字里行间。《魏书·武帝纪》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如果没有后来的功勋，曹操早年经历也类似司马迁笔下的一个游侠。

 

侠与儒一样，在纲常崩解之际，游走于不同阵营，寻找自己的世界。侠依靠的是武力，儒依靠的是文化。只不过，董仲舒之后，儒家与皇帝结盟，开始为朝廷重建纲常，也就是《白虎通》的三纲六纪了。从此，儒家主导了中国的历史叙事，所留下的文字中，侠的位置越来越少。但不是说侠真的就从历史中消失不见。

 

金庸笔下的武侠，来自于各个门派，少林、武当、峨嵋、丐帮等等，偶尔还有番邦高手。元朝时候，蒙古人给所有人划了十个等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金庸的江湖世界里，武侠大多来自于僧、道、医、妓、丐等等。总的来说，都是边缘社会的人。蒙古人的这十个等级，唯有把儒家列为第九（臭老九），令儒生们愤愤不平，其他排序，或许也符合他们一贯认识。但在真实历史中，武侠真的只能在边缘社会中产生吗？

 

西汉时候，季布、剧孟、郭解、陈遵这类大侠，居于闾里，宾客满堂、放荡不羁，有人偶尔也干一些报私怨养刺客的勾当。但他们绝非边缘社会。他们结交朝廷大员，自己也经常受徵召为官。他们属于社会中的有势力者。东汉以后，民间豪强中的一部分，也类似于《史记》、《汉书》中的侠客，比如早年的曹操、后世为中国帮会所礼拜的关羽等。只不过，隋唐以来，科举制度改变了官员的选拔。大概再也不会有民间游侠受察举与徵辟而成为朝廷大员的机会了。但任侠之人依然存在。《水浒传》成于明代，讲宋代的故事。其所反映的社会，无论代表哪个朝代，都说明那时候依然有侠客。宋江急公好义、柴进扶危救困，一百零八个梁山人物之外，比如祝家庄几位，那也是与之类似的江湖好汉。

 

在真实历史上，侠客，恐怕与少林、武当、峨嵋之类的宗教组织并无关系。侠也并非边缘人群，侠就是指民间掌握着武力的人物。有人读书传家，有人习武传家。早年的武侠小说，所讲的大多也是一些习武之人的故事。当代历史学家喜欢说中国历史上，上层政治的变动并不会影响下层，上层朝廷更迭以后，下层可以传檄而定。下层是由谁来定呢？由各类有领导能力的宗族。他们要么靠文，要么靠武。靠武者，便是类似《水浒》中那些家丁可以组成一支小军队的庄园宗族。他们的武力值也在更广的范围里流传，他们便是侠。在更早之前，孟尝君、信陵君、郭解、陈遵等，不也是因为门客众多，可以救人或者杀人而被视为游侠吗？

 

在金庸的小说里，主要由边缘社会生长起来的大侠们，作为主角搅动着江湖形势。但实际上，江湖与武侠，一定会相连在一起吗？宋代出将入相的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他看来，庙堂与江湖，只是他人生的两种不同状态。江湖就是体制外，离开庙堂就身处江湖。今天中国人所说的那个江湖，依然是体制之外的那个生活状态。在没有法治的社会里，庙堂有庙堂的规则，江湖有江湖的秩序。只不过，现代社会，立法者想用法律把所有规则统一起来。但是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之下，闯江湖、跑江湖的人们，依然要遵循传统留下来的一套秩序。

 

这套秩序的核心是侠义的道德品质。科举制之后，儒有一套自上而下都认可的评判标准，侠与之不同。评判一个侠，不能依靠体制的力量，只能依靠体制外口耳相传的“侠义”。有了侠义的名声，才可以从一个普通的侠客，上升为大侠。一个人侠义的名声传播的越广，他也就越能够从一个地方性的拥有武力的宗族或个人，变成一个名声远扬的大侠，走进一个更广阔的江湖。

 

现代性话语体系进来以后，人们喜欢用“地下社会”或者“黑社会”会来概括那些行走在法治之外的犯罪组织。今天中国社会上下正兴起“打黑”运动。但是，黑社会是个城市概念。乡镇以下，今天依然存在着依靠武力来独霸一方的豪强与恶霸，他们现在也被当成“黑社会”打掉。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一个一个“祝家庄”的余绪。真正的黑社会则依赖于城市中的产业，比如高利贷、拆迁、人口贩卖等等。无论是乡镇的恶霸，还是城市的黑社会，他们愿意遵守一套法治之外的规则，他们便身处江湖。只不过，江湖的范围比他们加总要大。

 

因为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江湖与武侠的因子，所以武侠小说才得以深入人心。上至政治巨头，下至监牢囚犯，人人爱看武侠小说。这种因子促成了武侠小说的流传，但这种流传反过来却也重构了文化中的相关因子。最近金庸去世以后，很多人讨论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何在西方世界没有流行起来。很简单，江湖还在我们身边。每个人还可以告别体制，身处江湖。而西方世界，不会有这样的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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