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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陈秉安:深圳特区的历史、血泪与辉煌

文/李永峰
 
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特区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今天很多人已经不清楚深圳特区的由来与发展了。4月10日,深圳建市以来的第二任市委书记吴南生去世,在他之前第一任和第三任市委书记张勋甫、梁湘,以及对深圳特区贡献最大的习仲勋和谷牧,也都去世了。未来人们要了解深圳市的早期历史,只能通过间接材料。而陈秉安,这位自1985年开始便定居深圳的湖南人,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突然发现,再不把他所了解的深圳历史写下来,等他这代人也逝去,那就更没有人知道深圳源头了。
 
现在是深圳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陈秉安,早在1990年,就凭借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面向全国读者解释深圳的崛起之路。几十年来,他对深圳发展中的重要档案与记录进行了细緻的积累,也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采访。2010年,他在香港出版《大逃港》一书,第一次把深圳河两岸绵延30年、惊天动地、改变了几百万人生命与生活的“逃港”事件写了出来。随着《大逃港》的出版,更多的人也找上门来,向他讲述与逃港有关的故事。过去几年,他一直在酝酿写作《大逃港2》。
 
正撰写《深圳史记》一书
 
但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他决定先写《深圳史记》,留下他对深圳历史的记录。他说深圳是他一生中投入最多时间的地方,30多年来,已把生命交给了这座城市,所以要写《深圳史记》。《深圳史记》,包括深圳特区的由来、改革开放史记、建城史记、移民史记等等几个部分。他认为深圳的改革开放,只是从1978到1997年之间。之后,深圳并无多大改革,所以他的史记只写到1997年为止。近日,陈秉安接受我的专访。
 
以下是他的访问记录,以第一人称的口述形式写出:
 
特区怎么来的?这个话题很多政治人物和学者都在讲,但实际有些事没说清楚,或者他们知道的见到的只是一面。我的情况有点特殊,就是1990年的时候,深圳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一个写作组,我就有参加,当时对改革开放有关人士,做过详细调查。2000年的时候,特区成立20周年,又搞了一次,是现在的市委宣传部长李小甘组织的,我们又做了一次调查。
 
为什么说有些事当事人说的也不一定准确,因为从他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角度,可能不一定是全面的。现在改革开放40周年了,到了应该说清楚这些事的时候了。比如这个特区是怎么提出的?这里有个前后发展的过程。1978年、79年的时候,在深港边界,绵延30年的“逃港”事件,这个时候出现了高潮。当时中央对这个事件很震惊,这是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
 
这时候中央派习仲勋到广东省任省委书记,到了广东后,习仲勋首先想要把这个“动乱”事件解决了。所他第一站就到了宝安,深入基层调查。深圳当时叫宝安县,县委书记是方苞。习仲勋问方苞,为什么这么多人要逃啊。方苞也没有说清楚,就带他到沙头角看。
 
习仲勋解决大逃港问题
 
因为沙头角跟香港隔得很近,就隔一条街嘛。逃港过去的人,在街那头把一些塑胶花,叶子啊、花瓣啊搞过来,交给这边的农民去加工。比如把那些叶子和花插一起,变成完整的塑胶花。然后运过去,搞到香港市内,再转到新加坡、台湾去卖。这种加工在香港,人工就很贵。在大陆,因为人民公社,干什么都没劲,收入也低。这边的农民参与这些加工呢,就可以拿到一份工资。一天最高可以拿到八块钱。习仲勋到那里一看,“这一天八块钱,一个月可就比我还高了。”而且,有了这个收入,很多人也不跑了,就稳定下来了。老百姓把这些东西拿到家里加工,这实际上就是作坊。这也是最早的来料加工。方苞当时之所以带习仲勋去看,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宝安县内这类作坊已经全面搞起来了,但是方苞自己权限不够,需要得到习仲勋的支持。
 
我反覆的说,中国改革开放最早开始的地方,不是安徽小岗村。改革开放的真正源头,是在深圳。为什么这么说呢?习仲勋来深圳视察,是1978年的7月5号到10号,当时来料加工的家庭作坊,在深圳境内已全面开始了,就是逃港的人把一些原料拿过来加工。宝安县县委和老百姓都很支持。这是下面自己搞起来的,不是邓小平下命令搞起来的,也不是他画个圈搞起来的。为什么这里里会自发搞这些呢?根本原因就是“逃港”,如果不搞边境贸易,不让农民多挣点钱,就留不住他们的脚,他们就会跑。所以宝安县委才想到了这些办法。小岗村的改革在什么时候呢?那是大雪纷飞的时候,是1978年的冬天。从时间上来说,深圳的来料加工,比小岗村至少要早了几个月。
 
我们不否定小岗村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贡献。但实事求是地讲,是深圳拉开了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序幕,这里不止有改革,也有开放。小岗村当然谈不上开放了。这是第一个现在需要说清楚的问题。
 
邓小平最早对谁说要办特区
 
第二,邓小平说要办一个特区,这话最早是对谁说的?我采访过谷牧,谷牧说这话是最早对他说的。我也采访过习仲勋,习仲勋说这话最早是对他说的。习仲勋说,当时叶剑英到广州来后,对他说,到了北京要直接找邓小平,把你们广东的想法对他说。应该说是在叶帅的这个触动下,习仲勋在1979年4月,一次在北京开会期间,到邓小平的家里,对邓小平说,我们那里有很多华侨,也有一些有利条件,希望能够政策给的快一些,搞一个出口加工区。但是名字还没有确定。邓小平顺口就对他说,那就叫特区吧,而且陕甘宁也是特区。
 
谷牧和习仲勋都说邓小平对他们说过这个话,这当然不是无中生有,很有可能是对两个人都说过。但根据我的分析,对习仲勋,应该在对谷牧说这个话的前面。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的后面,是“陕甘宁也是特区嘛”,这是面对面时很自然说出的一句话。对曾经担任过陕甘宁边区主席的习仲勋,邓小平这么说比较顺理成章。是吧?
 
但是对于特区的想法,最早是谁提出的?也不是邓小平。我做过研究,大约是1979年的2月,因为逃港太厉害,宝安县召开过干部扩大会议,研究该怎么办。当时干部群众都积极地提出来,要么把政策放宽,要么让我们自由去香港。也有人提出新政策,就是划出来一个地区。因为之前61年、62年在边境曾经划了14个公社搞开放,文化革命把这个禁了,群众还记得,就提出现在可以把这个恢复过来。档案有记录,当时一个姓郑的下层干部,提出了“可以建个特区嘛”。这是“特区”两个字最早见诸于文字的记录。据我所知,在这之前,也有人提出来过特区,但是并没有留在档案里,郑姓干部,好像叫郑景平,这个人我一直没有找到。
 
当时的宝安县就是这么一个气氛,群情激昂,要么跑,要么就搞开放。政府也没能力强控,所以一切就自然而然浮出了水面。在这么个氛围中,习仲勋知道改革开放对稳定边境有作用,就去北京汇报,过程就是这样。习仲勋在跟邓小平交谈中,很有可能说起过宝安县的种种氛围,所以才有邓小平“那就叫特区”的话。
 
把逃港视为人民内部矛盾
 
习仲勋后来很快就调到北京了,但在调走之前,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结束了持续30年的“大逃港”。怎么结束的呢?我曾经当面问过他一个问题。我们见过不止一次面,所以比较顺便。我就问他,“习书记,到北京汇报的时候,你怎么就敢于说,如果广东是个独立王国的话,我们早就搞上去了。”这个是原话。他很随和。他说:“小陈啊,你不知道,我们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以前呢,逃港是被当成是敌我矛盾。我们做思想工作,教育大家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不好。但是抓起来不行,思想教育也不行,最后我们才想到要把经济搞上去。”所以他把逃港这个事,从敌我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他对逃港做的事情,就是他1979年11月去澳大利亚访问,从澳大利亚回来经过香港时,跟港督麦理浩会谈。当时因逃港太厉害,中英关系又有所改善。习仲勋提出,以后的逃港者你们不要接受了,因为我们要搞改革开放,也需要人。港督也提出,逃港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受不了了。这一次会谈,奠定了后来“即捕即遣”的基本共识。到了1980年,双方正式签订协议,开始实施“即捕即遣”,这样,30年的“逃港”基本就结束了。
 
改革也要付出代价
 
深圳特区建立起来以后,争议一直存在。很多问题,外界并不知道。深圳既不是一尘不染,也不是特别糟糕。我写《深圳史记》,会写到“最初的腐败”是怎么产生的。这是因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摸索中,于是产生了许多漏洞。最先去摸石头的人,很可能就掉到水里了。写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只写成功者,还有很多进了“笼子”的失败者。他们中间不少人是在改革的探索中犯错误的。这里有个人的原因,更主要是体制的原因。可以说,开始是探索,后来就成了腐败。千千万万的钱从手上过,也没人管,就拿一点吧。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就成了腐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间,这是普通的教训,这是历史。
 
真正的改革开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那么好听,是很残酷的。我举个例子,深圳最早的建设者是两万工程兵,他们是最一尘不染的。但是在深圳这个环境里,他们要竞争。如果没有资金实力,又不懂像香港人那样搞贿赂,就拿不到工程。拿不到工程就发不出工资,发不出工资老婆孩子就买不起菜。最苦的时候,工程兵的这些家属带着孩子去市场捡菜梆子,这是事实。不是要竞争吗?竞争就要付出。就要有些人吃不起饭,就得过那种苦日子。有一个工程兵战士叫胡兴岳,他跑回四川卧轨自杀了。他死的时候,在身上藏着一封信,写着人比人气死人。深圳的崛起,绝不是表面上的那么光彩照人,多少人付出了鲜血,多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很多记者,没有真正的深入进去,都是以歌颂为主。
 
八十年代的时候,深圳在政治改革上,也有过很多探索。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了,比如说,当时有人提出,深圳可以发行自己独立的货币,深圳也可以设立一个“总督”职务等等。深圳在政治改革上的很多探索,其实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举一个例子。
 
街对面教育了街这边
 
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沙头角,街道的两边,两种不同的状况。对面的商店,开门营业,起码有十二个小时。我们这边呢,开几个小时就不开了,商品反正有也好,没也好,能不能卖也没人管。反正是国家的大锅饭,员工按时拿每个月的工资就行。香港那边呢,商店是老板的,不一样。这个时候,深圳这边就开始想办法。不能对面总挣钱,而我们总亏钱啊。香港那边的商店搞得那么好,难道社会主义还比不过资本主义?这时候,有人就跳出来搞承包,就像农村的土地承包一样。比如我承包了这个商店,我负责,每年上缴多少钱,剩下的就是我的。市委当时同意了。
 
这样积极性很快就上去了。商品马上就丰富了,营业时间也延长了,营业额大大提高。但是问题来了,以前这个商店有党支部,现在搞承包了,是那个承包的人说话算数,那这个书记怎办?当时就想了个办法,党政分开,让书记兼任工会主席,搞组织发动,真正张罗经营的,就搞市场经济。这是党政分开最早的萌芽。街对面教育了街这边。当时也不止沙头角的商店有这个问题。这样的问题,八十年代,在深圳很普遍。党政分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我的《深圳史记》写到1997年,之后深圳就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了。但这也不是深圳本身的问题,因为再改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
 
《超讯》2018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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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峰 李永峰

书蠹,修习过历史与法律,当过记者,现从事区块链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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