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永峰

 

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特区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今天很多人已经不清楚深圳特区的由来与发展了。4月10日，深圳建市以来的第二任市委书记吴南生去世，在他之前第一任和第三任市委书记张勋甫、梁湘，以及对深圳特区贡献最大的习仲勋和谷牧，也都去世了。未来人们要了解深圳市的早期历史，只能通过间接材料。而陈秉安，这位自1985年开始便定居深圳的湖南人，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突然发现，再不把他所了解的深圳历史写下来，等他这代人也逝去，那就更没有人知道深圳源头了。

 

现在是深圳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陈秉安，早在1990年，就凭借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面向全国读者解释深圳的崛起之路。几十年来，他对深圳发展中的重要档案与记录进行了细緻的积累，也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采访。2010年，他在香港出版《大逃港》一书，第一次把深圳河两岸绵延30年、惊天动地、改变了几百万人生命与生活的“逃港”事件写了出来。随着《大逃港》的出版，更多的人也找上门来，向他讲述与逃港有关的故事。过去几年，他一直在酝酿写作《大逃港2》。

 

正撰写《深圳史记》一书

 

但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他决定先写《深圳史记》，留下他对深圳历史的记录。他说深圳是他一生中投入最多时间的地方，30多年来，已把生命交给了这座城市，所以要写《深圳史记》。《深圳史记》，包括深圳特区的由来、改革开放史记、建城史记、移民史记等等几个部分。他认为深圳的改革开放，只是从1978到1997年之间。之后，深圳并无多大改革，所以他的史记只写到1997年为止。近日，陈秉安接受我的专访。

 

以下是他的访问记录，以第一人称的口述形式写出：

 

特区怎么来的？这个话题很多政治人物和学者都在讲，但实际有些事没说清楚，或者他们知道的见到的只是一面。我的情况有点特殊，就是1990年的时候，深圳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一个写作组，我就有参加，当时对改革开放有关人士，做过详细调查。2000年的时候，特区成立20周年，又搞了一次，是现在的市委宣传部长李小甘组织的，我们又做了一次调查。

 

为什么说有些事当事人说的也不一定准确，因为从他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角度，可能不一定是全面的。现在改革开放40周年了，到了应该说清楚这些事的时候了。比如这个特区是怎么提出的？这里有个前后发展的过程。1978年、79年的时候，在深港边界，绵延30年的“逃港”事件，这个时候出现了高潮。当时中央对这个事件很震惊，这是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

 

这时候中央派习仲勋到广东省任省委书记，到了广东后，习仲勋首先想要把这个“动乱”事件解决了。所他第一站就到了宝安，深入基层调查。深圳当时叫宝安县，县委书记是方苞。习仲勋问方苞，为什么这么多人要逃啊。方苞也没有说清楚，就带他到沙头角看。

 

习仲勋解决大逃港问题

 

因为沙头角跟香港隔得很近，就隔一条街嘛。逃港过去的人，在街那头把一些塑胶花，叶子啊、花瓣啊搞过来，交给这边的农民去加工。比如把那些叶子和花插一起，变成完整的塑胶花。然后运过去，搞到香港市内，再转到新加坡、台湾去卖。这种加工在香港，人工就很贵。在大陆，因为人民公社，干什么都没劲，收入也低。这边的农民参与这些加工呢，就可以拿到一份工资。一天最高可以拿到八块钱。习仲勋到那里一看，“这一天八块钱，一个月可就比我还高了。”而且，有了这个收入，很多人也不跑了，就稳定下来了。老百姓把这些东西拿到家里加工，这实际上就是作坊。这也是最早的来料加工。方苞当时之所以带习仲勋去看，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宝安县内这类作坊已经全面搞起来了，但是方苞自己权限不够，需要得到习仲勋的支持。

 

我反覆的说，中国改革开放最早开始的地方，不是安徽小岗村。改革开放的真正源头，是在深圳。为什么这么说呢？习仲勋来深圳视察，是1978年的7月5号到10号，当时来料加工的家庭作坊，在深圳境内已全面开始了，就是逃港的人把一些原料拿过来加工。宝安县县委和老百姓都很支持。这是下面自己搞起来的，不是邓小平下命令搞起来的，也不是他画个圈搞起来的。为什么这里里会自发搞这些呢？根本原因就是“逃港”，如果不搞边境贸易，不让农民多挣点钱，就留不住他们的脚，他们就会跑。所以宝安县委才想到了这些办法。小岗村的改革在什么时候呢？那是大雪纷飞的时候，是1978年的冬天。从时间上来说，深圳的来料加工，比小岗村至少要早了几个月。

 

我们不否定小岗村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贡献。但实事求是地讲，是深圳拉开了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序幕，这里不止有改革，也有开放。小岗村当然谈不上开放了。这是第一个现在需要说清楚的问题。

 

邓小平最早对谁说要办特区

 

第二，邓小平说要办一个特区，这话最早是对谁说的？我采访过谷牧，谷牧说这话是最早对他说的。我也采访过习仲勋，习仲勋说这话最早是对他说的。习仲勋说，当时叶剑英到广州来后，对他说，到了北京要直接找邓小平，把你们广东的想法对他说。应该说是在叶帅的这个触动下，习仲勋在1979年4月，一次在北京开会期间，到邓小平的家里，对邓小平说，我们那里有很多华侨，也有一些有利条件，希望能够政策给的快一些，搞一个出口加工区。但是名字还没有确定。邓小平顺口就对他说，那就叫特区吧，而且陕甘宁也是特区。

 

谷牧和习仲勋都说邓小平对他们说过这个话，这当然不是无中生有，很有可能是对两个人都说过。但根据我的分析，对习仲勋，应该在对谷牧说这个话的前面。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的后面，是“陕甘宁也是特区嘛”，这是面对面时很自然说出的一句话。对曾经担任过陕甘宁边区主席的习仲勋，邓小平这么说比较顺理成章。是吧？

 

但是对于特区的想法，最早是谁提出的？也不是邓小平。我做过研究，大约是1979年的2月，因为逃港太厉害，宝安县召开过干部扩大会议，研究该怎么办。当时干部群众都积极地提出来，要么把政策放宽，要么让我们自由去香港。也有人提出新政策，就是划出来一个地区。因为之前61年、62年在边境曾经划了14个公社搞开放，文化革命把这个禁了，群众还记得，就提出现在可以把这个恢复过来。档案有记录，当时一个姓郑的下层干部，提出了“可以建个特区嘛”。这是“特区”两个字最早见诸于文字的记录。据我所知，在这之前，也有人提出来过特区，但是并没有留在档案里，郑姓干部，好像叫郑景平，这个人我一直没有找到。

 

当时的宝安县就是这么一个气氛，群情激昂，要么跑，要么就搞开放。政府也没能力强控，所以一切就自然而然浮出了水面。在这么个氛围中，习仲勋知道改革开放对稳定边境有作用，就去北京汇报，过程就是这样。习仲勋在跟邓小平交谈中，很有可能说起过宝安县的种种氛围，所以才有邓小平“那就叫特区”的话。

 

把逃港视为人民内部矛盾

 

习仲勋后来很快就调到北京了，但在调走之前，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结束了持续30年的“大逃港”。怎么结束的呢？我曾经当面问过他一个问题。我们见过不止一次面，所以比较顺便。我就问他，“习书记，到北京汇报的时候，你怎么就敢于说，如果广东是个独立王国的话，我们早就搞上去了。”这个是原话。他很随和。他说：“小陈啊，你不知道，我们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以前呢，逃港是被当成是敌我矛盾。我们做思想工作，教育大家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不好。但是抓起来不行，思想教育也不行，最后我们才想到要把经济搞上去。”所以他把逃港这个事，从敌我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他对逃港做的事情，就是他1979年11月去澳大利亚访问，从澳大利亚回来经过香港时，跟港督麦理浩会谈。当时因逃港太厉害，中英关系又有所改善。习仲勋提出，以后的逃港者你们不要接受了，因为我们要搞改革开放，也需要人。港督也提出，逃港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受不了了。这一次会谈，奠定了后来“即捕即遣”的基本共识。到了1980年，双方正式签订协议，开始实施“即捕即遣”，这样，30年的“逃港”基本就结束了。

 

改革也要付出代价

 

深圳特区建立起来以后，争议一直存在。很多问题，外界并不知道。深圳既不是一尘不染，也不是特别糟糕。我写《深圳史记》，会写到“最初的腐败”是怎么产生的。这是因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摸索中，于是产生了许多漏洞。最先去摸石头的人，很可能就掉到水里了。写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只写成功者，还有很多进了“笼子”的失败者。他们中间不少人是在改革的探索中犯错误的。这里有个人的原因，更主要是体制的原因。可以说，开始是探索，后来就成了腐败。千千万万的钱从手上过，也没人管，就拿一点吧。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就成了腐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间，这是普通的教训，这是历史。

 

真正的改革开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那么好听，是很残酷的。我举个例子，深圳最早的建设者是两万工程兵，他们是最一尘不染的。但是在深圳这个环境里，他们要竞争。如果没有资金实力，又不懂像香港人那样搞贿赂，就拿不到工程。拿不到工程就发不出工资，发不出工资老婆孩子就买不起菜。最苦的时候，工程兵的这些家属带着孩子去市场捡菜梆子，这是事实。不是要竞争吗？竞争就要付出。就要有些人吃不起饭，就得过那种苦日子。有一个工程兵战士叫胡兴岳，他跑回四川卧轨自杀了。他死的时候，在身上藏着一封信，写着人比人气死人。深圳的崛起，绝不是表面上的那么光彩照人，多少人付出了鲜血，多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很多记者，没有真正的深入进去，都是以歌颂为主。

 

八十年代的时候，深圳在政治改革上，也有过很多探索。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了，比如说，当时有人提出，深圳可以发行自己独立的货币，深圳也可以设立一个“总督”职务等等。深圳在政治改革上的很多探索，其实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举一个例子。

 

街对面教育了街这边

 

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沙头角，街道的两边，两种不同的状况。对面的商店，开门营业，起码有十二个小时。我们这边呢，开几个小时就不开了，商品反正有也好，没也好，能不能卖也没人管。反正是国家的大锅饭，员工按时拿每个月的工资就行。香港那边呢，商店是老板的，不一样。这个时候，深圳这边就开始想办法。不能对面总挣钱，而我们总亏钱啊。香港那边的商店搞得那么好，难道社会主义还比不过资本主义？这时候，有人就跳出来搞承包，就像农村的土地承包一样。比如我承包了这个商店，我负责，每年上缴多少钱，剩下的就是我的。市委当时同意了。

 

这样积极性很快就上去了。商品马上就丰富了，营业时间也延长了，营业额大大提高。但是问题来了，以前这个商店有党支部，现在搞承包了，是那个承包的人说话算数，那这个书记怎办？当时就想了个办法，党政分开，让书记兼任工会主席，搞组织发动，真正张罗经营的，就搞市场经济。这是党政分开最早的萌芽。街对面教育了街这边。当时也不止沙头角的商店有这个问题。这样的问题，八十年代，在深圳很普遍。党政分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我的《深圳史记》写到1997年，之后深圳就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了。但这也不是深圳本身的问题，因为再改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

 

《超讯》2018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