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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朝阳区活佛”对藏传佛教传统的冲击

文/李永峰
 
刊于 观澜学社《观察报告》第九期 (2015年·大暑号)
 
因为一些影视明星的带动效应,藏传佛教“活佛”,在当代中国社会所受关注非常之高。李连杰与王菲,可能是两个最著名的信徒,事关他们,连篇累牍的报道,似乎提示读者,无论是生活还是事业,他们都乐意接受“活佛”的指导;而台湾主持人阿雅,甚至嫁给了一个真正的“活佛”。不止影视明星,当代各类政商精英,同样也极为顺从地接受“活佛”的指导。
 
一个网络段子说“光是在朝阳区有30万散养仁波切”。段子固然是夸大,但道出了藏传佛教在当下精英群体中所受欢迎的程度。朝阳区是北京富商、明星、官员云集的地区。段子也调侃说,“仁波切”是中产阶级私人定制的“心灵鸡汤”。在汉语语境中,“活佛”是早已有之的词汇,而仁波切则是藏传佛教中转世修行者的称谓,藏语音译应该是“祖古”(或朱古),将“活佛”二字与异文化中的“仁波切”直接等同起来,是汉语社会一种创造性的误译。但这一误译,却让汉地社会更容易地接纳了藏传佛教。这种接纳,历史或许并不长久。
 
晚清时期,追求救亡的汉族知识分子,不少人将目光转向佛教,希望通过佛教寻找革新的精神力量。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都曾有过这种努力,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杨文会。十九世纪末,在伦敦做过6年外交官的杨文会,注意到欧洲宗教改革的方法,尝试通过其他佛教支系的资源来革新中国佛教,开始追踪梵文、巴利文以及藏文佛经经典的状况。这扭转了中国历史上一直将西藏“喇嘛教”与内地佛教分立的传统。加上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第一次把各种将自身起源追溯到佛陀的宗教确立为一个叫“佛教”的单一宗教传统(腾华睿:《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69P)。这开启了汉语世界接纳西藏宗教的机会,在佛教范畴内,藏传佛教开始被视为与汉地佛教并列的佛教支系。学术上对于一个统一的佛教的建构,也带动了汉地社会对于藏传佛教信仰的认可,“活佛”开始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汉人精英的生活。
 
李连杰和王菲们,曾经有过地位更为显赫的前辈,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戴季陶,在“只有佛教才能统一中国各民族”的思想指导之下,曾大力推动藏传佛教在汉地社会的推广。他邀请和帮助各类藏地活佛前往汉地社会弘法,开创了后来朝阳区“散养300仁波切”的历史基础。民国时期,来自藏地的喜绕嘉措、诺那、贡噶、根桑、以及流亡汉地社会多年的班禅喇嘛等“活佛”,在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地的影响力,比起今天的朝阳区“仁波切”,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的密法修持,也改变了汉地知识分子对于整个佛教系统的理解。
 
1949年国共两党的鼎革,一度中断了藏传佛教在汉地社会的传播。但是八十年代开始,宗教在经过三十年高压的无神论社会回归。藏传佛教伴随整个佛教的复兴,重新进入中国精英阶层的视野。八十年代以来藏传佛教的传播,与两个新的现象相伴而行:第一,1959年跟随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的西藏宗教界领袖们,开始在西方社会找到了新的信众,藏传佛教已成为欧美国家中产阶级重要的“心灵治疗”方式(沈卫荣:《酒、色、疯僧与活佛》);第二,从50年代中期开始,藏区对于所谓封建迷信和农奴经济体的改造,破坏了藏地社会中寺院的核心地位。这两者导致新时代藏传佛教传播具备了与民国时期不同的特征。首先是传法者不止来自藏区,也可能来自海外;其次,藏区旧有的教法传承次第受到破坏后,传法变得更自由但也更混乱。
 
传统藏区,不同寺院系统归属于不同的教派,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噶举派等等,不同教派背后又有不同的政治和部族势力支持,对于佛法的修持,也都是在寺院中进行。但是当下,前往北京、上海、南京、深圳等地传法的“活佛”,因为受到宗教政策限制,不可能在大都市中新建寺院。所以,他们的传法,从寺院传法变成了巡回传法。而巡回传法中,汉地信众脱离了藏区当地的政治与部族背景,也不受西藏历史影响,单纯地将藏传佛教当成一种精神和灵性的修炼体系来对待。汉地信众受法的目的在于想体验神秘文化或求得解脱,化解人生困境等,并不重视教派分立的问题。一位学者在调查内地藏传佛教居士的信仰状况时,甚至遭遇“很多受访者严厉批评笔者对于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区分,以及对于藏传佛教中各派的区分”(彭兰闵:《试论当代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原因、特点和发展趋势》,28P)。
 
由于大都市信众富裕、大方,活佛可以在这里获得更多供养,所以,藏区大量活佛喜欢到大都市传法。网上那则段子说朝阳区有3000仁波切,一方面说明,精英阶层对于藏传佛教的推崇;另一方面也说明,为了追逐“高素质”的信众,藏区活佛们也乐意奔走于“朝阳区”。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传奇的创建者堪布晋美彭措曾说过:“有些祖古,有能力出国的就去国外,不然就是前往中国内地,像个嗜血的寄生虫一样,贪得无厌,败坏佛教清誉”(色达·慈诚:《浴火重生——西藏五明佛学院盛衰实录》,154P)。晋美彭措建立五明佛学院,设定严格的入学、学位、戒律、考试(辩经)、学位等规则,希望重建藏传佛教的修炼与传法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对抗这些背离藏传佛教传统的“活佛”们。这也从另外的角度说明朝阳区“活佛”们对藏传佛教本身的冲击。
 
这种冲击首先表现的,就是如前文所说,对于教派分立的冲击。西藏历史上也曾有过“不分派运动”(Rimé movement),主张回归佛陀最初的教义,但教派成立的基础是历史源流、政治考量而不仅仅是对教法理解的歧义。所以,只要西藏的历史与政治基础还在,不分派运动注定会遭遇重重阻拦。但是朝阳区“活佛”座下的弟子们,脱离了西藏的社会背景,本身就拒绝因西藏历史缘由而成立的派别,更在意的是佛法本身。如果未来,来自“朝阳区”的供养继续扩大,那么,整个藏传佛教的社会基础产生变动,不分派,或者旧有派别重新洗牌,可能会成为整个藏传佛教的一大变动。其背后更大变动,恐怕在于走出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将完全不同于青藏高原上的藏传佛教。
 
在西方社会中,自从1970年代秋阳创巴仁波切在美国创建多所禅修与香巴拉训练中心以来,带动了藏传佛教的传播热潮,但这里的传播,在趋势上也从以传统的寺院弘化为中心转变成了以居士主导的禅修中心为中心(吴宽:《变动中之西方藏传佛教弘传:以噶举派为例》)。鉴于欧美社会的性质,这种趋势未来应该不会逆转。更重要的是,大量西方人接受转世,成为西藏历史上一些宗教领袖的转世修行者,出现了白色人种的活佛。甚至达赖喇嘛也说他的转世者可能会是一个白人。同样的趋势在中国内地出现。另一则网络段子调侃说:“在朝阳区辽阔的大地上,生活着数以千计的仁波切,其中约80%说话带东北口音,且长相有浓厚的在《乡村爱情》演员海选第二轮被刷掉的感觉”。段子的目的不过是讽刺随着藏传佛教的流行,大量投机分子开始冒充活佛。但其背后,确实有大量被认可的汉族活佛出现。出生辽宁、原名霍烽的汉族歌手火风被四川甘孜白玉寺认证为“活佛”,该新闻后来虽然被四川官方的民族宗教部门否认,但这种否认只是政治意义上的,甘孜白玉寺在宗教意义上认证了火风,是不可否认的。实际上,已经有调查显示,在内地传法的群体中,大量传法者是弘扬藏传佛教的汉族僧人或者学习密法的汉族居士(彭兰闵:《试论当代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原因、特点和发展趋势》,15P)。
 
国内外共同的趋势,都在推动藏传佛教形成新的生态系统。可以说,当下以当地居士为主导的禅修中心,和以其他民族成员为活佛进行传法的传法体系,已经让走出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淡化了原有的民族性,而变得更为普世化。这恐怕也是将都市作为传法方向的活佛们,无意中带给藏传佛教传统更为重大的冲击。未来如果出现白色人种的达赖喇嘛,或者汉族人的班禅喇嘛,这种冲击应该可以更为直观地震撼世人。失去民族性的藏传佛教,必然可以收获更为广阔的信众,但这些信众与藏区的联系会变得更为淡薄。这对于期望以藏传佛教信徒分布范围来划分藏区,并对藏区进行政治统一的政治势力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值得乐观的趋势。
 
网络段子单独将“朝阳区”列出来,不过是看到了朝阳区在都市中的代表性。段子热议的背后,是伴随以北京朝阳区为代表的都市藏传佛教兴起中所出现的各种光怪陆离,令旁观者好奇、惊讶、不满或者乃至鄙夷。作为精神修炼的方法,旁人或许并不能体会藏传佛教修炼者的欢喜。但是,旁人也不能回避,藏传佛教的确正在成为都市富裕阶层重要的精神依托之一。无论是心灵鸡汤也罢、心灵治疗也罢,从欧美社会到中国大城市,藏传佛教的流行自有其内在魅力的原因。单纯从宗教角度来说,王菲、李连杰等人对于藏传佛教的信服,可能比起晚清民国时期主张依靠佛教救国的名流们更加纯粹。今日明星们的藏传佛教,重要的是可以引导内心、求得此生或来生的解脱;昔日名流们,从杨文会、太虚到戴季陶、段琪瑞、刘湘等,除了佛陀的教诲,他们还在意的是藏传佛教在国家统一以及社会组织方面的效能。令他们意外的可能是,当代藏传佛教在内在和外向出现了背离,在都市中发展的“活佛”,为了适应都市信众的“心灵治疗”需要,而开始对传统作出了改变,这些改变一步步对旧有藏传佛教的整个“生态系统”造成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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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峰 李永峰

书蠹,前记者,数贝网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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