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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莫言的演讲通篇都在说故事,通俗、质朴但却富涵寓意,而且还有浓浓的中国味,与十二年前,同样因中文写作而获奖的高行健相比,两人的风格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两极。高行健晦涩、深沉、哲学名词飞舞,像是法国六十年代的存在主义者在二十一世纪初还魂。
 
2,莫言与高行健的区别,其实不止是文学风格的不同,更是思想路径的不同。十九世纪时,在“斯拉夫派”与“西化派”之间的激烈论争中,俄罗斯民族所贡献的长篇小说,成为整个人类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而类似分歧,其实也存在于中国的文学与思想界,只不过中国各派,浅尝辄止,未曾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深入。
 
3,莫言深入乡土,取法中西,但继承的主要是他的前辈乡贤蒲松林;高行健游走世界,变换国籍,他的作品也更像是西方现代派在中国的翻版。
 
4,近代以来的中国,不止政治与社会在转型,哲学与文学,同样寻求建立新的传统。莫言们的乡土派与高行健们的西化派,同时发力,各有精彩。只不过,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虽亦有百年奠基,但却未曾有巍峨大厦出现。莫言与高行健都获国际认可,不过都还不足以被称为精神世界的大师。
 
5,莫言虽然在为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做“增量”,不过却备受指责,因为把持舆论的评论者们不止盯着他的文学与美学贡献,还盯着他的社会贡献。他们认为他犬儒、懦弱,未曾向暴政发出投枪、匕首,更未曾引领人民走向自由。只是,同样的评论者,在品评另一位一生都在战斗的作家鲁迅时,却又说他不够“为艺术而艺术”。
 
6,以赛亚·伯林在总结对待文学与艺术的态度时,归纳出了两类看法。“法国”式: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艺术家,对自己、对公众有个义务——生产他所能的最佳作品。——这也正是莫言自己所一再重申的追求。“俄国”式:你一旦当众发言,则不问你是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或者任何公共身份,你都负有指引与领导人民的完全责任。——这也正是评论家们对莫言的要求。
 
7,最近三十年来,如果说中国文学还有什么进步,那就是“法国”式态度获得了成长的空间,出现了众多莫言这样真诚的、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作家。
 
8,中国式的批评家们,更多的依然在“法国”式与“俄国”式的态度之间来回转换,缺少真诚而笃定的标准;中国知识分子破也罢,立也罢,为得多是当下的政治与社会目标,而非为了心中永恒的真理。所以,中国思想界各派的论争,永远都在进行着低水平的重复,而没有深入到人类还未曾探索的精神深度;所以,中国文学众生喧哗,热热闹闹,也受到了国际的认可,但还不足以形成新传统,还没有大师出现;所以,中国哲学依然缺席。
 
(本文写于2012年12月8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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