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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財經》| 2015-06-01
http://www.asft.cc/china/20150601-zhangyefeng-shanbeijizianbeihou/
 
文|张宇峰
 
民间借贷引爆金融案件层出不穷,有些案件因官员牵涉甚深,激起严重官民对立。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5月11日,央行再度降息0.25个百分点,释放万亿资金,试图刺激经济。面对经济放缓,尽管李克强总理强调「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比较多」,更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后续又来。但经济下滑压力之下,一些落后地区所面对的挑战,则已呈现出极其严峻的形势。
 
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河南、四川、福建等地连续爆发民间借贷危机。有的地方从单纯的金融事件,演化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河南平顶山甚至出现受害苦主拦截过往火车的情况。位于黄土高原的陕北榆林市管辖的多个县,民间借贷所引爆的金融案件同样层出不穷,有些案件因官员牵涉甚深,而激起严重官民对立,暴露出基层政府的管治危机。
 
六分之一人口卷入非法集资案
 
位于陕西北部的吴堡县,常住人口只有7万余人,现在却有近六分之一的人口、超过两千多个家庭卷入「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案件。半年以来,案件僵持,近1.8亿人民币(约29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无法解决,面对苦主上访,政府又高压应对,让这个在经济上深受煤炭运输和政府所主导的基建工程影响的小县城陷入焦灼与迷茫。
 
今年60多岁的慕朝君,在吴堡的三星典当公司和鑫盛源小额信贷公司累计存入90多万存款。本想借助每月一分二的利息,获得可观收益,安度晚年。但是在去年9月底却发现,自己无法领取利息。等到10月份,发现不止利息,本金也无法取出。当更多储户发觉这一问题之际,吴堡三星公司的集资案正式爆发。
 
作为吴堡县的明星企业,三星典当公司有7个股东。其中最大股东宋国富是陕西省人大代表,被外界誉为吴堡首富;其第二大股东,也是三星公司总经理的王爱平,是吴堡县商会副会长、人大代表。剩下的5位股东中,有4位身分特殊,他们分别是吴堡公安局领导的家属。其中有两位副局长孙泽龙和霍绍峰,一位法制室主任张德利,一位治安大队副队长王建斌。
 
三星公司以黄河水泥厂集资款的名义吸收存款,作为吴堡屈指可数的工业企业,黄河水泥厂在当地有很大吸引力,宋国富在其中有39%的股份。而宋国富本人的家族财富,也令储户对三星公司的安全性颇为放心。所以从2010年3月成立以来到2014年9月,累计吸收存款人民币5.8亿元。但是当三星公司的案件爆发之后,储户却发现,三星公司财务上,有1.52亿的储户本金不知去向,其中9000万的下落只有王爱平一个人知道,但是他却拒绝透露。吴堡县2014年的财政总收入才只有7785万。
 
根据「吴堡县化解处置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公布的数据,参与三星公司集资案的人数一共有1123户。其中既有类似慕朝君这类,本来家境殷实者,集资案爆发后虽然损失惨重,但也不至于影响生计。也有很多贫苦农民,看着周边的人借助民间金融公司发财而将自身血汗钱投入其中。
 
73岁的张玉宁,已被三星公司击碎了生活的希望。她的丈夫早年去世,有一个痴呆儿子,母子相依为命,依靠做纸扎和花圈为生,辛苦积累了11万,存入三星公司,也想赚取利息安度晚年。没想到现在连本金也无法取回。
 
案件背后是庞大的官员利益
 
如果说这只是一起单纯经济案件,那么按照法律依法处理即可。但因为案件背后庞大的官员利益,令情况变得特殊。而这也不是只有吴堡才存在的情况。吴堡有四家民间金融公司,分别以典当、小额信贷、投资等名义进行集资和放贷。目前爆发危机的,一家是三星公司,另一家是鑫盛源小额信贷公司。鑫盛源的法人代表是70多岁的刘树珍,但真正主事者是她的儿子贾政峰。贾政峰的另一身分是吴堡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副主任。
 
据慕朝君介绍,因为储户苦主通过网络向中纪委申诉,最后两家公司、涉案的5名公安局成员才被免去职务。但是免职之后,因为案件继续由这5名官员所在的县公安局处理,所以对不知去向的储户本金的追查,并没有进展。当地县政府所领导的「化解处置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也拒绝将案件交由异地政法机关侦查。
 
半年以来,吴堡县的储户看不到追回存款的希望,有16名储户自发在今年4月份到北京上访。结果16名上访人士全部被抓了回来,以扰乱社会秩序之名,关进了邻县的看守所。本来,自从案件爆发以后,每周二,数量众多的储户,都会到当地的中心广场和县委大院聚集,交流信息、探讨对策。结果政府发起了通过乡镇、街道干部,以及每名储户在政府机关中的亲属,作为「包看干部」,进行人盯人,严密监控每名储户的动向。高压之下,风声鹤唳,当地储户的聚集也散了。
 
追讨资金方面,进展不大,但维稳储户的办法和手段,政府却有很多。因为上访者被抓,没有储户再愿意站出来做代表,政府最新的对策是,用自己选举(当地储户称之为指定)的代表进行谈判。慕朝君说,「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案件处理方案快要出来了。他感到绝望。他说,虽然上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但是下面用这种手段给老百姓造成很大压力。
 
吴堡是榆林市所管辖的一个县。同归榆林管辖的还有神木、定边等因为煤炭和石油资源丰富而全国知名的县。吴堡也有15.95亿吨优质主焦煤的储量。几年前,在对煤矿开采的预期之下,当地房地产飞速成长。但这两年煤价下跌,煤矿的开采遥遥无期。同属于榆林的神木、府谷、绥德等地,民间借贷也频频崩盘。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GDP回落到7%之际,类似吴堡这样的县域经济,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在失去房地产、基建等拉动之下,如何应对经济下滑的风险,成了艰难的考题。
 
而在吴堡这类中西部小县城,当地主事官员,显然并没有做好应对「新常态」的准备。几年前,吴堡曾因丢失年轻人档案,而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对象。 《纽约时报》发表过《档案没了,中国年轻人没了前途》的长篇报道,但档案丢失的原因,到现在也没有查清。此外,当地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矛盾重重。现在的集资案,在拖延、维稳之下,未来也会不了了之吗?当地近六分之一家庭牵涉其中的案件,所埋藏的社会风险,随着经济继续下滑,可能会越积越严重。
 
榆林与延安同属陕北,习近平在2004年接受延安电视台采访时说,「陕北高原给了我要为人民做实事的信念」,但黄土高原上的基层官员未必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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